某個藝術家出車禍，在醫生搶救之下勉強撿回一條命，但全身癱瘓，無法從事其原本的創作工作，也難以繼續原本的休閒嗜好和性生活。他的家人和醫生都認為應該先努力活下來，之後再慢慢復建，但他因為生命了無樂趣，打算中止必要的維生療程，因此向法院提告，要求院方停止對他進行治療；但醫生們則主張這藝術家得了創傷後的精神疾病，因此他放棄求生的想法並非真正理性的決定。
那法院到底該怎麼判？是依照病人的判斷，還是醫生的判斷？
這個醫療倫理例子（不能說是「個案」，因為是一齣戲劇）可以幫助我們思考「自律」議題，以及「對於生命誰才有最終的決定權」（這兩個問題本系列之前都曾經討論過）。不過我要將這個例子用來探討另一個議題，那就是「結果論」。
故事中的醫療人員顯然認定應「先求活下來，再尋求慢慢改善」，而病患當事人則認定最好的結果是死亡，或是眼前的狀態比死亡更差。
不論是在哪種專業倫理領域，這種「旁人」與「當事人」對於結果的認知落差一直是個難以解決的倫理問題。有些學者主張這只是「視角」的差異，如果病患站在醫生的視角，擁有醫生的知能，也會提出和醫生相近的判斷。同樣的，醫生若換到病患的立場，也會有和病患差不多的看法。因此要化解雙方的矛盾，應進行「視域融合」，以融通的角度來看這事件。但這種解決方案怎麼看都像是嘴砲，因為視域融合該怎麼做，哲學家自己都說不出一套標準流程。
我們或許不是人人都有機會碰到這類醫療倫理問題，但輕量版的矛盾頗常見：醫病對於醫療「結果」有不同認知或評價，因而產生衝突。那這種矛盾有可能解決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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